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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春潮涌动。改革试点单位——辽宁出版集团公司，以不断创新、不断进取的姿态，在国有经营性事业单位向现代出版企业转变，打造新型市场主体的道路上乘风破浪，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增长。 辽宁出版集团公司创建六年以来的快速发展，关键是注入了创新这一神奇的激活素，产生了强烈的“化学反应”。在辽宁出版集团公司，体制和机制都做到了真改、深改，做到了方向正确、思路明确、规律准确、操作精确。
体制创新催生市场主体
迈入21世纪，特别是参加中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以来,在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和辽宁省委、省政府的全力支持下,辽宁出版集团公司坚定、稳妥地迈出了里程碑式的改革之旅:
第一步：“政企分开、政事分开”。2000年3月，辽宁出版集团公司组建伊始，就明确了体制、机制的企业化是改革和发展的主要目标，成为全国出版界第一家真正实现完全政企分开和政事分开，获得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产业集团公司。集团公司按照出版产业链对编辑、印刷、发行、印刷物资供应等所有成员单位实行整体推进、集约经营、专业发展，实现规模效益。
第二步：“产业架构、规范运作”。在坚持正确出版导向、社会效益第一和精神产品特殊属性的同时，辽宁出版集团公司遵循市场运作规律，以现代企业制度来规范和理顺集团公司和成员单位以及全体职工一系列的基本关系。建立起坚持正确出版方向、预算管理、财务运行、资产管理、投资开发、市场营销等51个具有产业特点，配套运行、行之有效的现代出版管理制度，保证产业运行体系健全、规范、高效。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为标准，对集团公司内部经营实体进行兼并、重组、撤销，使出版资源配置得到优化。
第三步：“规范转制、转换身份”。2004年，辽宁出版集团公司按照中央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的部署和辽宁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平稳、顺利地完成整体转制，彻底抛弃事业单位的“外壳”，打造表里如一的现代企业。51岁的春风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韩忠良告诉记者，全集团公司编、印、发2000多人全部解除国有身份，由原“国家干部”“事业人”，变成了“社会人”。集团公司在辽宁省委、省政府的配套政策支持下，从实际出发，把政策落实到位，针对不同情况，进行剥离和分流，为转制单位减轻了负担。同时集团公司为所有在职职工办理了社会保险，确保职工享受到国家规定的养老、医疗、工伤和生育保险。由于设计缜密、工作细致、政策透明、保障到位，全集团公司置换身份的人事改革始终平稳而有序。
与体制创新同步的是，辽宁出版集团公司以高新技术为支撑，打造出与国际先进水平一步到位接轨的出版发行平台。很多沈阳市民不曾想到，位于市中心的出版智能大厦，不但单独铺设了专用光缆线，而且直接同3颗卫星连通。从书稿的编辑到成书摆上书店柜台，最短只需要7天时间；位于城市东南角的出版物配送中心，配送图书种类高达60万种，实现了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等业务环节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运营。从中心城市发货到边陲小镇，通常在48小时内读者就能拿到自己期盼的图书；集团公司与美国公司合作，利用世界出版最前沿的数字化技术，研发出标准中文电子图书——“掌上书房”，在国内出版业第一家涉足生产电子图书；集团公司引进先进的POD数码印刷设备，解决了用传统印刷短版图书成本高、出版难的问题。一位老出版人感慨地说，在辽宁出版集团公司，传统出版业的概念、载体形态、传播内容的手段和方式等都发生了全新的变化。
内容创新实现双效统一
出版产业与其他文化产业一样，是内容产业。内容创新的关键是对出版资源进行整合，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重构，逐步形成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的图书产品，通过品牌的优势来参与竞争，获得最佳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春风文艺出版社是国内较有影响的文艺出版单位，累计发行600万册的“布老虎丛书”名闻遐迩。但外界不知的是，辽宁出版集团公司成立之前，春风文艺出版社已经资不抵债。体制、机制转变后，春风社编辑们不但想着编书，更一门心思琢磨什么书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什么书会连续再版，什么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能做到目标最大化。
在精心策划选题和面向市场打造精品营销战略下，春风社出版的小说《省委书记》、《幻城》、《梦里花落知多少》，连续3年占据全国畅销小说排行榜前列；春风社“青春文学”系列读物形成畅销集群，市场占有率已超过了18%；为未成年人出版的《小布老虎丛书》被众多家长称之为“绿色读物”，全套丛书已出版40余种，达到了无库存、无退货、百分之百再版的喜人成绩。
长时间以来，中小学教材的巨大需求支撑着中国出版业的基本规模。据统计，全国教材码洋曾占到图书总码洋的半壁江山。辽宁出版集团公司率先成立教材出版发行中心，将教材出版与图书主业分离，把所有出版社出版多年的教材全部统一集中到教材出版发行中心。对习惯于靠“教材之乳”生存和发展的旗下出版社，实行“断奶”，全部推向市场，切实练好“内功”,向市场要效益。
由于坚持质量效益的发展战略，强化了品牌意识，集团公司旗下各出版单位全力提升主业核心竞争力，强化重点图书的策划出版，叫好又叫座的双效图书批量问世。辽宁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的力作《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上市仅一年,定价296元的25000套图书就已售罄；辽宁科技出版社近年来重点经营建筑、平面、包装等设计类图书，出口图书获利占全社总利润近40%；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读本》，创造出发行量达1063万册的全国奇迹，也是第一部打进欧美主流图书市场的“五个一工程获奖图书”；辽宁美术出版社瞄准市场需求，聘请国内知名美术学者担纲，编写出《中国美术高考名师指导丛书》、《中国美术高考在线丛书》等美术、设计专业高校教材重点图书，在细分市场形成名望，受到了读者欢迎。
统计数据表明，辽宁出版集团公司成立以来，出版“效率”和“效益”显著提高:集团公司已有454种图书获得省部级以上图书奖；新书再版率达到64.1%，高出全国平均再版率10个百分点；单本图书发行量在5万册以上的有707种；有123种进入全国不同类别畅销书排行榜；集团公司重点书《中共党史读本》、《英雄就在我身边》发行量都超过100万册，成为全国同类图书中发行量之最；在国内最大规模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辽宁出版集团公司版图书的订货额已连续5年名列中国前茅。
走出去创新实现运作多元化
辽宁出版集团公司参加中央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后，一直把“走出去”确定为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并为此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辽宁出版集团公司图书部主任杨永富告诉记者，集团公司“走出去”的创新举措有三：
——携手世界著名出版公司,创新合作模式。传媒巨子德国贝塔斯曼公司创建于1835年，是跻身世界500强的跨国企业。辽宁出版集团公司与贝塔斯曼通过合资合作的方式，成立了辽宁贝塔斯曼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这是中国加入WTO后，履行国家规范审批程序，第一家由国有资本绝对控股、与外资共同组建的图书发行公司。
——引进世界著名文化品牌，创新经营理念。辽宁出版集团公司通过市场竞标，完成了与世界著名的英国吉尼斯公司的全面合作。在成功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中文版唯一出版权后，又成为“吉尼斯世界纪录”在中国地区的唯一代理认证机构。辽宁出版集团公司凭借特许的授权资格，用完全的数字和网络手段，两年多来，将36项源自中国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和相关内容，推荐给吉尼斯公司总部，并刊登在用22种语言出版、在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上。去年10月，合作双方在被称为世界出版业“奥运会”的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为世界上最长的家谱——中国《孔子家谱》和最具性别意识的文字——中国《女书》，现场颁发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在国际舞台传播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坚持专业化、商业化、多元化，创新“走出去”运作方式。辽宁出版集团公司以提升专业性、扩大商业性和实效性为指导思想，经过深入探索和实践,建立了多元化“走出去”进入国际出版市场的运营模式和效益模式。形成了成品书出口、版权出口、来题出口、合作出口、书稿出口、共版出口、贴牌出口等方式。根据国外出版商和发行商的不同需求，辽宁出版集团公司既采取选题策划和市场发行都在国外的“两头在外”的方式，又采取市场发行在国外，选题策划、组稿、编辑、印制在国内的“一头在外”的运作模式。
辽宁出版集团公司以商业模式输出中国文化，重点选择适合国际市场需求的“外向型”图书，在选题上具有鲜明的中国社会、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特征,在制作上凸显国际化水准。《中国读本》、《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丛书》、《见证日本侵华殖民教育》、获得老舍文学奖的《受活》，以及“中国风”系列等图书都受到国外出版商、发行商的青睐。
辽宁出版集团公司“走出去”，实现了两年两大步：2003年销售额仅为500万多元，2004年增长到1600万元，2005年突破3000多万元。
代理权是能够据之进行代理并使行为的效力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的权限。代理权并不属于民事权利，而是一种权限、资格或法律地位。在代理关系中，代理权的最为重要，不仅代理人的地位取决于它，而且代理人代理民事法律行为的范围，也取决于代理权。
版权亦称“著作权”。指作者或其他人(包括法人) 依法对某一著作物享受的权利
两者有本质区别：
1、权利不同
版权可以对作品进行任意处置，而代理权只能在代理权限内使用作品
2、适用法律不同
版权由《著作权法》规定相关内容，代理权由《民事法》规定相关内容
3、使用范围不同
版权可可以适用任意地区，代理权只能在规定的地方行使
扩展资料：
《民法总则》规定代理人应当在代理权限内进行代理行为。代理只有在代理权权限范围进行的民事活动，才能被看做是被代理人的行为，由被代理人承担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
代理权限又称代理权的范围，是指代理人在何种范围内为意思表示和受领意思表示，其效力及于被代理人。如前所述，代理权的发生，或基于被代理人的意思表示，或基于法律的规定，或基于人民法院或者有关机关的指定。
基于被代理人的意思表示的，代理权的范围应依其意思表示范围确定；基于法律规定的，代理权的范围应依法律规定确定；基于人民法院或者有关机关指定的，代理权的范围应依人民法院或者有关机关的制定确定。
通说还认为，代理人还有权为保存行为、利用行为和改良行为。保存行为为维持财产现状的行为。保存行为中，有属于事实行为的， 如代理人对于其管理的房屋自为修缮；也有属于民事行为的，如因修缮房屋而与他人订立合同。
代理行为仅以民事行为为限，以保存为目的的事实行为，不适用代理的规定。对于利用行为及改良行为，代理人以不变更物或者权利性质为限。如代理人将金钱变为股票，就属性质变更；但如代理人将金钱存入银行而得利息，则属对物的利用。前者，代理人无权为之；后者，代理人有权为之。?[2]?
授予方式
根据意思自治原则，代理权以何种方式授予，由当事人自行确定，民法通则第65条第1款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法律规定用书面形式的，应当用书面形式。
代理权的授予方式必须足以将代理权授予行为的意思向第三人表示清楚，法律特别规定以书面方式时，授权方式必须以授权书的形式为之，例如诉讼代理。在书面授权时，民法通则第65条第2款规定：书面委托代理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
授予不明
代理权授予不明，如究竟是特别代理还是概括代理，是法律要特别规定的事项。中国民法通则第65条第3款规定：委托书授权不明的，被代理人应当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负连带责任。对代理权授予不明的，在本人负担责任外，代理人也要负补充连带责任，显然实行意思他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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