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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保险具有社会管理功能这一论断的提出，是对保险业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内在特质的客观认识，是对保险业参与社会风险管理并扮演重要角色的科学总结。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主要体现在：稳定经济生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激活储蓄机制；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有利于构建国家公共事务应急体系；缓解社会矛盾；推动科技创新。全面科学认识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有利于更好地指导保险实践，推动保险业的全面进步。
一、对保险功能认识的演变历程
时至今日，我国关于保险功能的学说主要经过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可称之为“单一功能说”，也即传统的保险功能说，认为保险只具有经济补偿（或给付）的功能；第二阶段可称为“二元功能说”，这种学说除了认识到保险的经济补偿功能之外，认为保险还具有资金融通的功能；第三阶段可称之为“三元功能说”，以保监会主席吴定富上任后关于保险功能的阐述为代表，认为现代保险同时具有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等三项功能。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对物质的反映。同样，对保险功能的认识，也取决于当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因此，对保险功能的认识是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而每一次认识的提高又会反过来促进保险业的进一步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尤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逐步推进，对保险功能的认识经历了由简单到成熟、由单一到丰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保险功能的内涵、外延不断地得到扩大。“三元论”的保险功能说就是这一认识过程发展的必然结果。
商业保险最初发轫于14世纪后半叶意大利的海上保险，是从行会合作保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会员既是保险人又是被保险人。此时尚没有引进精算技术，仍处在保险的低级形态，保险的唯一功能就是经济补偿，体现为会员之间的保险分配关系。由于缺少科学合理的数理技术支持，保险的功能发挥受到很大限制。17世纪后半叶，保险精算学产生，使理论意义上的人寿保险转化为现实意义上的人寿保险，开创了人寿保险发展的新局面。从数理技术上来说，保险作为一种风险转移手段，主要是运用风险汇聚机制，集合具有风险厌恶偏好的投保人并收取保费建立保险基金，对少数发生保险事故的被保险人进行经济补偿和给付，从而实现风险在投保人之间的分散，这就是保险的经济补偿和给付功能。保险经营技术的解决，大大促进了保险经济补偿功能的发挥。这一阶段，社会对保险的经济补偿功能有了充分认识，传统的“经济补偿说”主要形成于这个阶段。
此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市场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金融市场逐渐成为经济生活的主动脉。现代金融最基本的功能是对储蓄资源进行时间和空间的配置，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作为金融产业链中的一环，保险业承载和发挥了资金融通的功能。保险业的金融功能主要体现在：一方面通过承保业务获取并分流部分社会储蓄，另一方面又通过投资将积累的保险资金运用出去，满足未来的支付需要。保险体系吸收的资金（特别是寿险）大部分是长期资金，这是其区别于银行储蓄资金的主要特点。随着保险业的壮大，西方发达国家中许多商业保险公司作为“契约型储蓄机构”，发挥资金来源稳定、期限长、规模大的优点，通过持股和相互参股方式，成为资本市场上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和稳定力量，作为金融中介最活跃的成员之一，其资金融通的功能逐渐深入人心。这一阶段一直延续至今并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保险的资金融通功能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
对保险社会管理功能的认识，也是伴随着保险业的发展和保险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深化的。一般来说，不同时代、不同经济背景的学者，对保险相关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认识难有统一，但对于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的认识则出现显著的趋同现象。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世界保险业的发展日益呈现国际化、专业化的显著趋势，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需求也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保险作为金融业三大支柱之一，在发挥传统经济补偿和资金融通功能的同时，也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人现代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发挥着协调社会经济生活、提高社会运行效率、提升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作用，充分体现了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经济学家彼得。F．德鲁克说，保险和风险管理对于促进西方世界在18、19和20世纪的经济进步所起的作用与企业和商业起到的作用同等重要。彼得。L．伯恩斯坦在《抗争命运：值得注意的风险》一书中也指出，一个社会理解、度量和管理风险的能力是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主要区别之处。因此，此次吴定富主席高度概括和总结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可视作对保险业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内在特征的客观认识，是对保险业参与社会风险管理并发挥重要作用的科学总结。
二、保险社会管理功能的内涵、体现及提出意义
（一）保险社会管理功能的内涵
从本质上讲，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主要是通过促进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对于金融推进经济增长的方式，理论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一国的金融体系通过提高资本积累率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因此要倚重储蓄性金融机构和积极引进外资；另一种观点认为，金融通过提高社会资本配置的效率，来帮助经济发展，因此金融机构对于生产率和经济效率的促进功能，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并不亚于资本积累。而保险恰恰具有这两种观点所主张的特点，保险业通过集聚风险补偿基金提高了社会的资本积累率，同时参与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通过特有的交换机制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资本配置效率，客观上起到了“稳定器”和“助推器”的双重作用，为社会经济健康运行提供可靠的制度支持。传统的保险单一功能说，认为保险人仅仅是一种风险传递机制。但事实上，保险这一功能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可能还没有保险的其他要素重要。因为，保险不仅仅是简单的财务平衡表，还为经济活动和长期增长提供其他有力支持。美国保险学者小哈罗德。斯凯博在1998年就曾指出，保险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诸如替代政府安全保障、推动贸易和商务、鼓励减损、促进风险的有效管理等七种重要服务。现代企业理论的利益相关者学说也为保险业的社会管理功能提供了理论支持。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由股东、债权人、职工、管理人员、关联企业和顾客等企业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共同组织，是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缔结的一组契约的集合体。因此，现代企业在公司治理中必须考虑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才能实施有效治理，这种理论强化了企业的社会管理责任。保险企业在构建公司治理结构和日常经营时应注重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不仅追求经济效益，还要追求社会效益，充分发挥社会管理功能，促进社会整体进步。反过来，社会经济的进步又会推动保险业的发展，二者存在相互促进的客观联系。一般来说，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市场经济的各个子市场之间存在很大差别，保险市场也是如此。如果其他条件相同，一国的保险市场越发达，越有效率，对经济的繁荣贡献就越大。
因此，经济补偿是保险的基本功能，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是保险的衍生功能。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将得到不断加强，发达国家保险业的发展实践已经验证了这一点。
（二）保险社会管理功能的体现
1．稳定经济生活，为社会提供“安睡保险”。保险通过预先确定的支出将未来不确定的可能损失固定下来，从而稳定个人、家庭和组织机构的财务状况，有利于形成经济安全的心理预期，为经济生活平稳运转创造条件，客观上起到了古典经济学描述的“守夜人”角色的作用。现代保
险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原来许多不可保的风险逐渐变成可保风险，保险服务的领域和深度不断得到拓宽，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将越来越凸现出来。
2．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轻政府负担。保险还被广泛用于解决政府公共政策问题。人寿保险对于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经合组织（OECD）早在1987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就曾指出：寿险保单的销售无疑减轻了许多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压力。同年，瑞士再保险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也指出，10个经合组织国家的社会保障开支和寿险保费之间存在反比关系，即保险业有效地分担了部分社会保障财务的压力。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已经成为影响当前扩大内需、启动消费的主要制约因素，解决不好势必影响我国经济长远发展和社会稳定。随着我国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国内企业加入WTO之后面临的竞争加剧，社会保障资金不足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据有关专家测算，我国养老、医疗、失业三方面社会保障基金的支付缺口每年大约为673亿元。同时据社会保障部门估计，转制成本大约为20000亿元左右。如此大的债务规模再加上每年的社会保障资金缺口，短期内完全要政府解决确实不现实也不可能，但社会保障却不能产生断层。另一方面，我国地区间发展很不平衡，生活保障需求呈现多样化、多层次的特点，老年护理、企业年金、健康、医疗、教育费用等与社会生活联系紧密的商业保险需求，具有极大的潜力，这为我国商业保险充分发挥社会管理功能，减轻政府压力、促进国企改革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3．促进资本有效配置，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险人在进行承保和资金运用活动时，要收集有关企业、项目和经理人的大量信息。一般单个储蓄者或投资者缺乏时间、资源或能力来收集这样大量的信息，而保险人具有优势，能有效地配置金融资本和承担风险。同时，保险公司作为机构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行使“用手投票”或“用脚投票”的权利，对于经营者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有力地制约着经营者的违规行为，形成有效的外部治理，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有利于强化激励约束机制，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解决委托——代理难题，推进资本的合理配置，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在保险业发达的国家，实力雄厚的保险公司尤其是寿险公司，作为金融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对于金融市场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激活储蓄机制，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其传导机制存在多种途径。保险作为金融中介之一，在提高资金融通的效率方面有三个优势，能有效地提高金融系统的运行效率：一是降低结合储蓄者和借款人的交易成本；二是创造资金流动性；三是有利于形成投资的规模经济。与商业银行相比，保险公司的长期负债和稳健的现金流量，是政府和企业理想的长期融资渠道。一国金融体系的发达程度与其对市场的依赖性成正比，与其对金融中介的依赖性成反比，也就是说取决于信息对称的程度。因此，保险公司的金融中介作用，在新兴国家金融市场比在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更大。对于我国还不完善的金融市场来说，保险业的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具有巨大的潜力。
5．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现代经济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对金融的专业化和灵活性要求也越高。如果可供选择的保险商品种类丰富，保障充分，贸易和商务就会顺利进行，反之则会受到极大的阻碍。例如，出口信用保险是政府促进对外贸易、深化外贸体制改革的重要政策手段，素有“商务活动的润滑剂”之称，也是保险企业开拓市场、提高竞争力的重要领域。据统计，目前全球贸易额的12%－15%是在出口信用保险的支持下实现的，日本为50%，英国为45%，法国为21%，韩国也达到14%。在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已经初步发挥了作用，但整体水平较低，获得出口信用保险保障的出口贸易额仅占出口总额的1．1%，投保企业只占全国外贸企业总数的2．7%，这说明我国保险业对外向型经济的推动不足，在该领域具有极大的潜力。
6．有利于构建国家公共事务应急体系。一个国家有无完备的公共事务应急体系，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美国风险管理和保险专家C．小阿瑟。威廉斯博士指出，灾害降临到富国和贫困国家的几率是相同的，比如日本的地震、孟加拉国的洪水，但一个社会如果能够控制和减轻这些灾难，该社会便可以更好地把资源运用到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现代社会里，各种巨灾风险和突发事件如影随从，对一国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如我国1998年的洪灾、2003年2月和5月的新疆伽师地震、今年的非典型肺炎事件等。而且，随着科技进步和世界政治力量的演变，巨灾风险不可测的程度加深，而且一旦发生，危害程度更加严重，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将远甚于从前，如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2001年“9．11”恐怖事件、2003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坠毁事件等等，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深远的社会影响，因此必须考虑建立必要的公共事务应急体系加以应对。现代商业保险通过设立新型险种、创造巨灾债券等保险衍生产品、综合运用再保险等方式，有助于化解巨灾风险造成的消极后果，在一个国家的应急体系构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以我国为例，非典疫情爆发后，各家寿险公司也纷纷推出自己的非典保险，为社会提供了风险规避机制，缓解了人们的焦虑心情，对稳定社会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截止到2003年5月12日，我国寿险公司共接受非典索赔236例，赔付104例，总赔付金额为88．68万元。
7．缓解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的正常运转。社会和经济的运转时常存在许多不和谐的因素，因此，有必要建立完善的社会风险管理机制，尤其是充分发挥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消除各个要素彼此之间的摩擦，减少冲突，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的正常运转。保险业对此也大有可为。如，责任保险有利于当事人履行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解决纠纷，协调民事关系。发达国家有完备的责任保险体系，如产品责任保险、雇主责任保险、执业责任保险及公众责任险、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险等，被保险人一旦出现责任事故，可以很快通过保险公司解决，不必纠缠于旷日持久的官司，减少了社会的摩擦和冲突，整个社会运转效率高。近年来，我国医疗事故纠纷频繁发生，巨额诉讼案例呈上升趋势，国内务家保险公司陆续推出了医疗责任保险，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受到医患各方和社会的普遍欢迎，尽管还有许多地方有待完善，但充分说明了保险参与社会管理大有作为。
8．推动科技创新，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风险保障。高风险、高投入是高新技术的一大特点，为了保障风险投资的安全和持续投入，必须从制度设计上予以保障。保险业作为风险管理的有效手段，在推动高新技术的发展上具有独特的优势。当前，国际上盛行商业保险与高科技联姻，保险公司通过科学合理地计算风险投资的保障费用，承保高新技术项目，万一项目不成功时，由保险公司承担部分风险；保险公司还通过开展高新技术转让保险，促进科技成果进入技术市场和提高成交率，提高企业采用高新技术的积极性，有力推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三）全面认识保险社会管理功能的意义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全面科学认识保险的功能，有利于更好地指导保险实践，推动保险业的全面进步。
1．有利于提升保险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加快保险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保险业发展势头迅猛，持续保持了年均30%的增速，保险各项功能得到较大发挥，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繁荣
，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长远来看，我国保险业具有巨大的潜力。但横向看来，当前我国保险市场的整体规模还很小，与发达国家不可同日而语，与国内证券业、银行业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在金融业和社会中地位较低。据统计，截至到2002年底，全国保费收入3053．1亿元，保险业总资产为6494．1亿元；而截止到2002年10月底，全国证券公司资产总额为6660亿元，同期证券市价总值为38329．13亿元，流通市值为12484．56亿元；截止到2002年9月底，中国银行业总资产为193778亿元。因此，充分认识并发掘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将保险业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紧密联系起来，有利于社会各界增强对保险业的认同感，有利于保险业更好地走入千家万户，服务社会，造福民众。
2．有利于促进保险经营主体拓展经营思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社会管理功能的提出，从认识上延伸了保险服务的外延，对于保险经营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利于引导保险公司更好地制定长期发展战略，在经营活动中勇于创新，关注被保险人利益，积极主动参与社会管理，塑造保险业的诚信和负责形象，更好地发挥商业保险应有的作用，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3．有利于正确处理保险业发展与监管的关系。保险监管机关的指导意见和言论往往对保险经营主体有较强的“窗口效应”，影响深远。促进保险业发展是当前保险监管工作的首要任务，监管的目标是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更好地实现被保险人的利益。保险业充分发挥社会管理功能，也是加快保险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加强保险监管者对保险社会管理功能的认识，有利于保险监管机关系统内统一监管认识，理顺保险监管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有为”与“无为”之间的关系。我国未来保险监管发展的趋势是，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现场监管与非现场监管并重，更加重视指导性规章和意见的作用，这些都需要保险理论上的拓宽和创新为其支持。保险社会管理功能的提出，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窗口指导”效应。
三、充分发挥保险社会管理职能的对策
（一）保险理论界要加强研究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为保险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和指导。理论研究者必须用发展与开放的眼光来审视保险功能的内涵，深化对保险功能的认识，将保险业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紧密联系起来，并以此来指导和推动保险实践的创新活动。
（二）保险经营主体在经营实践中，应开拓创新，全面发挥保险业的社会管理功能。当前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保险公司建设。推进国有保险公司体制改革，完善股份制保险公司治理结构，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约束制度，强化公司内控制度建设，注重控制经营风险，完善经营管理考核体系。时机成熟时可推动保险公司上市，有利于保险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增强偿付能力，更好地适应国际化竞争，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保险业唯有自身健康，才能为社会提供健康服务。
2．产品创新。注重发掘市场需求，坚持消费者导向，创新产品结构，满足社会的保障需求。尤其是注重发展企业年金、补充医疗保险、医疗责任保险、老年护理保险、子女教育婚嫁保险、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等险种，积极探索大力发展出口信用保险，为我国进出口事业提供保障；探索农业和农村保险的新路，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支持。
3．理顺保险销售体制。充分发挥专业保险中介机构的市场作用，完善保险市场主体结构，改革保险营销员制度，加强对保险兼业代理点的管理，理顺保险手续费问题，树立品牌经营意识，在全社会培育诚信经营体系，从根本上解决误导欺诈问题，切实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努力提升保险业的社会形象。
4．延伸保险业服务的触角。配合国家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抓住扩大内需和西部大开发的机遇，提高承保大型风险项目的水平，为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工程项目提供保险保障；探索保险资金运用的新渠道，可考虑通过购买债券和参与信托投资计划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资金运用风险管理；开发新险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5．探索高风险保险领域。积极探索巨灾风险、高新技术风险的保险融资技术，建立巨灾、高新科技发展保障基金，通过商业保险主导、政府适当扶持的途径，提高社会的风险化解能力，为国家建立公共事务应急体系提供有力支持，为高新技术的发展保驾护航。
（三）保险监管机关应坚持市场化取向，树立发展观念。创新监管体制，完善监管方式，加强监管手段，为保险业发挥社会管理功能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当前主要是做好以下几点：一是建章立制，加快保险法律法规的建设，坚持依法监管，依法行政，出台《保险法》配套细则，尽快出台保险违法违规处罚办法。二是正确处理“有为”与“无为”的关系，凡是市场能解决的问题，坚决还权于市场，合理界定监管者和市场发挥调节作用的效力边界，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保险监管部门应加强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协调沟通，系统内要合理划清总部机关和地方保监办之间的权限，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和保险行业协会的作用，提高综合治理、联合监管的水平。三是加强基础研究，结合国家宏观经济发展趋势，重点研究保险业的产业政策，制定保险业发挥社会管理功能的长远发展规划；四是理顺保险市场关系。在现阶段偿付能力监管尚不能形成明显效力之前，应加强保险业务合规性检查，严厉查处保险市场的各种违法违规现象，正本清源，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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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风险管理是指通过对风险的认识、衡量和分析，选择最有效的方式，主动地、有目的地、有计划地处理风险，以最小成本争取获得最大安全保证的管理方法。当企业面临市场开放、法规解禁、产品创新，均使变化波动程度提高，连带增加经营的风险性。良好的风险管理有助于降低决策错误之几率、避免损失之可能、相对提高企业本身之附加价值。
风险管理案例分享
某香港上市公司
某国有控股在香港上市的公司(简称“国企C”)没有遵守上市规则的要求，在没有得到股东批准的情况下，向一位董事的关联公司提供了港币1.6亿元的贷款和港币1.96亿元的银行信用证担保，该贷款和信用证担保的总额占上市公司资本金的30%左右。款项贷出后，该关联公司一直不予还款，而国企C为该关联公司所提供的银行信用担保当中的港币9，500万元已被有关银行提出追讨。
调查中发现：首先，国企C的公司治理结构不规范，出现一小撮人独揽大权，在管理上缺乏权力制衡的机制，纵容公司的董事非法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第二个问题是，国企C并没有建立合规方面的风险管理机制，以确保公司不会出现违规事件而影响声誉和蒙受严重损失。第三个问题是，国企C的财务报告系统既没有为上述关联交易做出适当的披露，也没有为拖欠的贷款提取坏账准备。
反省与思考：中国企业应如何设立风险防火墙
常言道：智者从别人失败经验中吸取教训，聪明者从自己失败经验中吸取教训，愚者则永远不懂从经验中学习。近期的中航油事件，促使市场再次评估中国的经济及其企业，正如安然倒闭对于美国的意义那样。它再次告诫我们，必须从经验中学习，吸取教训，建立良好的风险管理体制。
那么，中国企业应该从中航油事件以及上述的8个案例中吸取什么教训，建立怎样的风险防线呢?
防线1：企业须熟悉自身业务与相关风险
首先，公司董事会以至管理层和前线员工必须熟悉企业业务以及与之相关的风险，只有这样，才可能减低因为无知或被欺骗而产生的损失。而公司业务部门与财会部门的沟通必须加强，要使各方面的员工均了解各类业务或交易对公司财务的影响，同时也要避免因为分工过细而使员工缺乏对公司业务的整体了解。
其次，企业必须避免制定不切实际的目标或盲目扩展投资，使企业承受无谓的风险。
另外，企业在做出重大投资前，需要对各类风险做全盘考虑，包括考虑投资后的市场会否出现逆转、产品会否被新的技术淘汰、市场是否会出现新的竞争而影响产品的价格等等。
防线2：建立内控和相互制衡的机制
企业建立制衡机制，分清权责，不但能够减少出于人为、业务流程和制度所造成的错误，而且可以健全公司业务管理的基础。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有效风险管理的前提是防范个别部门或人士权力过大，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做出高风险的决定。同时，更应设置预警系统，包括鼓励员工在察觉有可能出现事故之前提出报告，并建立员工的投诉和表达意见渠道和处理程序。
同时企业要设定风险的边界及界限。“业务计划”指引着企业未来发展方向，而“风险界限”则指引着在哪些方面需要“喊停”。
防线3：紧盯着现金
我们都知道，所有犯案、挪用公款和偷窃行为均与现金有关。因此，企业对现金和现金流量需要格外留神，这其中包括基本内控措施，例如授权签署现金的收发、批核和转账，也应建立适当的内部程序，对现金进行核对、监察和编制调节对账表。
常言：“会计数字只是参考意见，现金才真正令你感到踏实。”
防线4：合理制定绩效评估与激励机制
完善绩效评核结合适当的激励手段，是推动企业改革和改变员工行为的最有效措施。但这一措施如何被利用，恰恰又可以对企业的风险管理造成正面或反面的不同影响。为避免反面影响，必须注意到这样几个问题：
1.盲日、不惜代价地追求增长，忽视风险，极有可能导致企业严重亏损。
2.假使你发现精明的员工做出蠢事，你应意识到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受到公司的绩效与激励机制的诱导而产生的结果。
3.管理层订立绩效指标时必须反问：“指标是否合理?会对业务部门和员工的个人行为带来什么压力?”
防线5：深化企业风险管理文化
风险管理文化涉及员工的个人价值观和他们接受风险的态度。除非员工尊重和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和内部控制，否则风险管理难以成功。
要建立健康的企业文化及价值观，企业必须由上而下，身体力行，建立严谨的“党风”，使员工能上行下效，企业要订立管理原则和行为规范，通过绩效管理的方法，鼓励员工正确的行为和态度。
加强培训和沟通，建立有效机制，使员工能从企业本身所犯错误或接近犯错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更重要的是公司行政人员必须定期举行会议，讨论并接受其他公司所犯的严重过失的教训，包括：了解事件发生的经过;搞清楚犯错的原因以及对该公司财务与业务造成的损失;最后反问如何避免类似事件发生在自己公司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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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百富勤公司为什么突然入不敷出
百富勤原来只是一家有3亿港元资本金的本地小型投资银行，由于业务进展迅速，短短10年间，它就发展成了一家拥有240亿港元资产的跨国金融集团，成为亚洲除日本外的最大投资银行。
可是，这个金融奇迹却同样在金融风暴冲击下，使百富勤在短短一年内出现入不敷出，致使它1999年1月宣布破产。消息传出的当天，香港恒生指数下挫8.7%.
香港政府在调查百富勤的报告中表示，没有证据显示百富勤倒闭涉及任何欺诈行为，它倒闭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缺乏有效风险管理、内控体制和完善的财会报告系统。
百富勤虽然设立了信贷委员会和风险管理部门，但却未能制衡业务部门强大的权力，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追求业绩的目标完全盖过了防范风险的意识，这种脆弱的企业风险管理文化，最终使百富勤的股东和员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调查还发现，百富勤没有控制好金融市场的风险，它在亚太区发展业务，主要针对的是印尼和泰国市场，其在这两个市场营业额占集团营业额的五成多，但百富勤却忽略了发展新兴市场的风险。在金融风暴下，泰国首当其冲，泰铢大幅贬值，期间，印尼盾也大幅下跌了70%，另外，由于利息飚升，百富勤在该区内投资的债券及股票价格暴跌，在短短的数月内，百富勤在该区内业务损失了好几亿元。为了争取业务，百富勤为印尼Steady Safe出租车公司提供了港币2.6亿元的过渡性短期贷款，这笔贷款的金额相等于百富勤资本金的15%，但Steady Safe公司的收入全为印尼盾，随着印尼盾汇价大跌和政府实施外汇管制，Steady Safe根本无法偿还这笔贷款，加上债券股票的损失，使百富勤的财务状况在短时间内急转直下，这反映了百富勤低估了利率和汇价波动的风险，最终导致倒闭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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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世通公司(Worldcom)为什么会倒闭
世通是美国第二大电信公司，事发前他在美国《财富500强》中排名前l00位。
然而就在2002年，世通被发现利用把营运性开支反映为资本性开支等弄虚作假的方法，在1998年至2002年期间，虚报利润110亿美元。
事发之后，世通的股价从最高的96美元暴跌至90美分。世通于2002年末申请破产保护令，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个案，该公司于2003年末完成重组。世通的4名主管(包括公司的CEO和CFO)承认串谋讹诈，被联邦法院刑事起诉。
这是美国最大的个案，美国证监会和法院在调中发现：世通的董事会持续赋予公司的CEO(Bernard Ebbers)绝对的权力，让他一人独揽大权，而Ebbers却缺乏足够的经验和能力领导世通。美国证监会的调查报告指出：世通并非制衡机制薄弱，而是完全没有制衡机制。世通的董事会并没有负起监督管理层的责任，该公司的审计委员会每年召开会议仅花3~5小时，会议记录草草了事，每年只审阅内审部门的最终审计报告或报告摘要，多年来从未对内审的工作计划提出过任何修改建议。
由于世通为公司的.高级管理层提供的丰厚薪酬和奖金，远多于他们对公司的贡献，这使得他们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的小圈子。这种恶性循环，最终导(续致信网上一页内容)致世通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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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八百伴(Yohan)惨败在哪儿
八百伴是日本最大的百货公司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全盛时期，八百伴在全球16个国家拥有400多家百货公司，以雄霸世界零售业第一把交椅而扬名。
1997年9月，八百伴宣布破产，向法院申请“公司更生法”保护，当时八百伴的负债额达到1，613亿日元，是日本战后最大的一宗企业破产案。
在调查中发现，导致八佰伴破产的致命原因有三：第一，八百伴低估经营非核心业务的风险，在急速成长过程中，八百伴逐渐背离了百货和超市的主业，而发展地产、饮食、食品加工和娱乐等辅业。然而，随着金融风暴的冲击，集团的这些辅业变成了负资产，这些辅业都为八百伴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第二，八百伴低估了扩张业务的风险，1990年至1996年短短6年间，八百伴在中国内地的零售点由零扩展到50多家，在扩展的过程中，它明显地低估了扩张业务的风险，加上八百伴当时遇上国家宏观调控，为了实现集团主席的梦想，只好通过信贷维持扩张。面对较预期为差的回报及不断扩大的资金需求，八百伴最终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
第三，八百伴也低估了开发海外新兴市场的风险。由于日本市场零售业饱和，强大竞争对手林立，八百伴采取了积极开发海外市场的战略，但却低估了开发新兴市场的风险。1972年八百伴将巴西视为第一海外市场，但当时的巴西经济动荡，最后他只有惨淡收场。20世纪90年代初，八百伴开始进军中国市场，甚至将它的总部迁至上海。但由于中国消费者当时还未能完全接受超市和百货公司的销售模式，中国消费力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加上遇到中国宏观调控和国内合资伙伴已核准资金不能如期到位等问题，引致资金回报率不断下落，辛苦经营了十多年的八百伴终于以清盘结束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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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年的英国巴林银行(Barings Bank)为何破产
巴林银行在90年代前是英国最大的银行之一，有超过200年的历史。
1992~1994年期间，巴林银行新加坡分行总经理里森(Nick Lesson)从事日本大阪及新加坡交易所之间的日经指数期货套期对冲和债券买卖活动，累积亏损超过10亿美元，导致巴林银行于1995年2月破产，最终被荷兰ING收购。
调查中发现：巴林银行的高层对里森在新加坡的业务并不了解，在事发3年内居然无人看出里森的问题。其实，巴林银行1994年就已经发现里森在账上有5，000多万英镑的差额，并对此进行了几次调查，但都被里森以非常轻易的解释蒙骗过去。
造成巴林银行灾难性厄运的原因是，巴林银行缺乏职责划分的机制，里森身兼巴林新加坡分行的交易员和结算员，这使他有机会伪造存款和其他文件，把期货交易带来的损失瞒天过海，最终造成了不可收拾的局面。
另外一个致命问题是，巴林银行的高层对财务报告不重视。巴林银行董事长Peter Barings曾在1994年说：若以为审视更多资产负债表的数据就可以增加对一个集团的了解，那真是幼稚无知。但如果有人在1995年2月之前，认真看一下巴林银行任何一天的资产负债表，里面都有明显记录，可以看出里森的问题。遗憾的是，巴林银行高层对财务报表的不重视，使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新加坡政府在巴林银行调查报告结论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巴林集团在1995年2月之前能够及时采取行动，那么他们还有可能避免崩溃。截至1995年1月底，即使已发生重大损失，这些损失毕竟也只是最终损失的1/4.如果说巴林的管理层直到破产之前还对这件事情一无所知，我们只能说他们一直在逃避事实。”
里森在自传中也说：“有一群人本来可以揭穿并阻止我的把戏，但他们没有这么做。我不知道他们在监督上的疏忽与罪犯级的疏忽之间的界限何在，也不清楚他们是否对我负有什么责任。”
